对办公室格局灵活性的探索涉及到三个新的原则：尽可能淘汰内部细分部门；家具可移动；工作位置不再被视为基本单元而是组合成分，意味着可以用无数种组合方式连结在一起的。有了这个概念，私人办公室反而成了一个在等级制度规划下被冷冰冰地分隔出来的空间。而在Quickborner Team的方案里，它将会因为破坏了手头工作的灵活性和联系性而被淘汰。然而，减少私人办公室标志着办公室等级体制的一次变革，这次变革需要一个能够将选择这种空间规划的积极意义合理化的理论基础，而非单纯地归结于将作为劳动力的人转换到劳动产品所带来的功能性优势。

一个新科学研究合理化了这种设计类型：“组织心理学”——开创于1959年。它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赫兹伯格(Frederick Herzberg)和克里斯·阿基里斯(Chris Argyris)尝试提供办法解决缺乏个人运动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30年前就被美国工会提出。[24]赫兹伯格和阿基里斯的研究将个人需求还原为一系列优先考虑的事，这里面排第一的是心理目标（和安慰有关），接着是社会目标（和与同事的人际关系有关），最后是与个人成就感有关。个人的提升和进步是在优先考虑的事中排列最后的，这正符合了在有办公室景观的开放式办公室里没有等级分层的情形。现今一般的雇员休息间和等候间是鼓励办公室社交和提高职员心理舒适度的一种方式，它提倡交际的、人人平等的团队工作模式（讽刺地说，是一种精致的泰勒主义）。

消除内部细分部门使得设计师可以避免开放式办公室一些死板的系统。随着连接各独立子系统的基本元素消失，便不再需要理会一个不复存在的，或者说意义甚微的单一概念——个人办公空间——的系统性规则。完全无障碍的工作空间允许最大化的自由度，不需要在结构上调整空间，而只需要根据工作被分配的方式作出改变。自由的平面被理解为一种无需改变的空间范式。在开放式办公室，租借者根据工作执行的需要将周围的物理环境分割。然而如今，没有内部分区的自由的平面提供了一个允许空间设计独立于模块组装的稳定的系统。家具的放置不再服从于模块系统，而是承担了在工作区域内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的功能（图5.13）。为了工作位置能自主组合，以适应不同类型的空间规划，空间深度需要增加。更大的深度意味着更多设计自由。起初在开放式办公室探索的那些概念，例如，将核心筒和机械设备从原来的位置移动到建筑重量中心，减少结构等，都成为自由平面新概念（即所有空间都可以利用）的必要构成。

开放式办公室的进深的最大值变成Bürolandschaft的最小值——60英尺，有些平面更深，大概120到150英尺（图5.14）。Bürolandschaft无疑消除了对室外环境的依赖，这曾一度从芝加哥摩天大楼时代到泰勒主义办公室时代都支配着办公室的形式，即使发展到开放式办公室也还是一个考虑因素。职员和建筑外墙的联系从此被打破。事实上，透明的建筑表皮不再是一个必要的目标，而是更关乎到职员在视觉上得到的心理安慰。因此，建筑变得去物质化，逐渐简化为一个空调和能源的供给者。

5.13   Quickborner Team设计的工作区域的关系图解，每个盒子代表一个工作单元。不同线型代表不同层次的联系。

5.14   由Quickborner Team设计的景观办公室标准层

悬吊的天花板能够提供持续统一的能源，取代幕墙成为办公室结构的决定因素。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欧洲20世纪80年代初，设计的重心从建造形式转移到家具上。办公室家具开始合并第一批信息技术系统，并提供了无限的位置组合方式。可折叠办公桌、不同大小和形状的桌子、双人工作区域以及可以迅速移动且不易损坏的轻组件，通通被研发出来且推广到市场。无数的规则建立了办公室整体的、工作区域内的以及个人工作位置这三方面的尺度标准。低矮的桌子，电脑和打印机区，以及电脑显示器和扩充的电报设备都增添到工作区域上，它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而是绑定于一个复杂的组合系统里。

开放办公室里典型的L型的桌子被水平方向无限延展的形式取代。六角形、圆形和其他不规则形状的桌子出现，且可以连接起来形成工作组团。低隔音屏幕（半圆的，直的或顶部Z字型的）、盆栽、储藏柜以及大型档案系统使得空间变得零碎，切割了不同工作团队的潜在空间。可移动的和自由组合的办公室家具和设备打破了办公室原来的系统，构成了最典型的办公室分布且实现了“办公室景观”。这一有机形象的实现，是由于有统一的能源供给，但它远不只是一个根据办公室运营基本原理而来的产物，还反映了同时期其他方面的趋势。就像开放式办公室里的工作区域没有被明确地排列而是保留了一些余地，这一点也常见于规划设计，尤其是这个时期的美国建筑——密斯的伊利诺理工大学(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pus)，沙里宁(Saarinen)的通用汽车公司(buildings for General Motors)或是SOM的梅多斯湖计划(the Lake Meadows plan)——同样在办公室景观里，表面上的家具的任意组合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以Team Ten的研究为中心的欧洲城市设计方案中出现的非几何化模型。阿里森(Alison)和比的·斯密斯森(Peter Smithson)的柏林规划，还有他们的Cluster City的图纸，以及康迪利斯(Candilis)和伍兹(Woods)的研究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学术氛围之下有着相似趋势的例子，这也证实了办公室景观的自身价值和自我诉求。办公室景观成为当时的建筑师和理论学家实验的重点，激发了不同的新观点，包括“科学的”设计方法和首次尝试让使用者参与设计过程。[25]

办公室景观因此不仅重新阐述了现代主义理念，而最终也会质疑这些理念。第一代的一些建筑——例如，沃尔特(Walter Henn)设计的欧司朗有限公司行政大楼(Osram GmbH Administration Building)——仍然在结构上用死板的几何秩序模块实践现代主义概念（图5.15）。然而，不久以后，继承自开放式办公室的三面围合的单元空间被结构组件上更加几何化的空间自治所取代。建筑的体量，还有立面的形式实验与功能、模块系统、建议的进深都完全无关。凯文·罗奇(Kevin Roche)设计的大学人寿保险大楼，赫尔穆特(Helmut Jahn)设计的施乐中心(the Xerox Center)，以及形式更引人瞩目的诺曼·福斯特(Norman Forster)设计的Willis Faber＆Dumas的总部(the headquarters for Willis Faber & Dumas)，它们的建筑和幕墙受到除功能以外的，尺度方面以及建筑与城市、环境间的关系的问题的启发（图5.16）。自治的工作区域给予立面新的意义，它不再与内部功能有关而只是一个供人赏心悦目的表皮。

5.15   标准层平面。欧司朗有限公司行政大楼，由沃尔特设计。慕尼黑(Munich)，1962

5.16   大学人寿保险大楼，由凯文·罗奇设计，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1967；Willis Faber＆Dumas的总部，由诺曼·福斯特设计，英格兰伊普斯维奇(Ipswich,England)，1971-1973；施乐中心，由赫尔穆特设计，芝加哥(Chicago)，1977

现代主义的那个像棱镜一样的建筑不再有任何意义。它的结构和内部核心筒只是阻碍功能空间的存在，将会被舍弃。灵活性以前与界定工作区域的空间和时间有关，现在则体现在建筑的边界和技术设备服务上，为办公室建筑开创新的实验空间。现今办公建筑概念很容易受到特定地点和文脉的影响。这一重大的技术性进步意味着曾经处理灵活性的模块化系统退出历史舞台，而两者的贡献同样重要。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功能意义和象征意义的形式不再与技术发展相关，几何秩序规则便不再适用于空间组合。

然而，Bürolandschaft的灵活性，在此时受到办公室工作电脑化的压力，开创了一个工作场所空间设计承上启下的新时期。随着数据处理和无线电通讯在20世纪70年代完善，办公室景观的信息流动的概念变得更加丰富。工作区域实行内部联系，无需依赖物理空间的接触，更倾向利用电脑化的网络，随地连结。纸质文件的转变，也使得办公室不必再进行空间分配。如今，与以往传统的物理接触不同，信息通过新的渠道来流通，办公建筑的设计也随之更新。

随着官僚工作日益自动化，无需再以工作团队划分工作。办公室职员的数量戏剧性地减少，工作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也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雇员影响整个工作的循环，个人可以控制整个“多工序任务”。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如今转化为电脑操作系统，舍弃了劳动力的分配而形成非物质的形式：软件。电脑软件引入了新的控制方式，管理与生产仍然分离但被隐藏着，生产力得到了提高。[26]随之，出现了公司管理劳动力的新策略，它的目标包括利用无线通讯技术和机器重构工作以及创立分散信息的系统。[27]自动化工作区域引发了一系列的建筑范围外的学术问题，包括专注于组织结构问题的，譬如人体工程学，还有与人类习惯相关的，如心理学、生理学和社会学。大量技术文献从这些学科中诞生，从建筑中诞生的反而变少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劳动力在物理环境中变得越来越独立。

通讯技术，这新的联系方式，改变了距离的概念，同时消除了办公室工作的固定性和物质性。空间的联系，也即设备的联系，开始由职员自主决定。新的工作区域是基于位于数据库楼层的自动化网络系统而设计的，这个系统和整个建筑物有着密切的功能性联系。工作场所的电脑化也影响了家具布置，提供了新的组合方式。档案柜消失，或是变得非常小。另一方面，水平向的排列组合消失，工作区域变得更加自治。有了独立的工作区域，办公室景观额外的家具组合被垂直方向上自足的配置取代。个人工作空间远离地面逐层地一个个叠起来，从最复杂到最简单。像诺曼·福斯特为Tecno创造的“Nomos”这种组合办公桌，以及伦敦的劳埃德大厦(Lloyd's Building)的家具（图5.17），实现了将工作区域转变为家具主导的自治体，在这里与建筑的物理联系只有能源供给的联系。

5.17   由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为伦敦劳埃德大厦设计的家具

电脑自动化的建筑存在的根本是它的设备、能源效率和它的独立工作区域。对比早期的模式，新办公室的特点是缺乏条理清晰的程序和空间形式不明确。[28]程序和形式的定义两者间的关系变得个人主观化，甚至整个建筑被认为是一个与它覆盖的功能无关的产物。空间进深不再需要迁就雇员转换位置——建筑可以是任何深度。工作区域与建筑表皮的距离，还有功能性空间的概念都因情况而定。举例来说，线型排列办公室的单元式组合方案对于约130英尺进深的汇丰银行(Foster Associates’ Hong Kong and Shang hai Bank of 1979-1986)也是适用的。随着银行的层数上升，深度递减，由开始的大规模的办公景观到小规模的开放式办公室再到单间。“高级管理”职位（需要私人办公室和会议室）数量的增加和秘书室的减少，使得这种单元式工作空间的概念有了用武之地。这种建筑类型在几个早期的案例中得到尝试，阿纳·雅各布森(Arne Jacobsen)（汉堡电力公司Hamburg Electricity Company），凯文·罗奇Kevin Roche（联合碳化物公司(Union Carbide)）以及赫尔曼·赫兹伯格(Herman Hertzberger)（中央管理保险公司(Central Beheer)）。然而，单元式办公室的重新引入与特定的公司安排有关，它被应用在一些商业案例中。

从广阔的角度看，所有这些组合都是可行的。灵活性如今取决于物理接触上的需要；也就是说，办公建筑的不同形式以及它的特定类型都是灵活的。这种可能性伴随着一种指向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它在城市中的意义的转化。办公室类型学的主观性伴随着一个更广泛的主观性：由于物理接触不再必要，人们能够从移动性和位置的角度去思考劳动与城市的关系。如今，由于工作可以随地转移，与工作区域关联的灵活性的概念延伸到建筑类型和它在城市的位置。

灵活性的未来发展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工作概念。最近出现了三种现象，表明这种发展在白领阶层如何发生：员工在他们（郊外的）家工作，或无线电通讯；公司办公室建在城市边缘的趋势，这里的高速公路更方便；以及出现了大型的建筑综合体，替代了功能单一的现代主义摩天大楼。这三种趋势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围绕办公建筑的现代规划假想的瓦解。隐含在城市现代主义概念中的中心-分散的二元公式从此消失。

于是，向郊外延伸的趋势开创了替代城市发展的新理论，例如在劳动力电脑化的前提下改造家庭办公室。在20世纪80年代Future Systems（图5.18）在这个方向提出了设想。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人们搬离市中心，这种在家工作的情形大大增加。[29]阿兰·科洪(Alan Colquhoun)解释道，这种“去城市化”的理论经常替自己狡辩：

去城市化理论者设想城市只为产品的流通而存在。他们忘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物理接触本身和全球环境下的不连续性可能具有超出工具性的某些意义，而这意义在过去一直与工具性相联系。他们忘记了，随着商业化趋势下的专业子系统的发展，还剩余一些人类需要，这不能再被视为是一种功能的附带现象。当最初定义城市或城镇的那些因素消失以后，城市或城镇仍会一直满足这需求。[30]

5.18   平面图和效果图。项目117：气泡(Project 117: Bubble)，Future Systems，1983

事实上，办公室是在城市环境的限制下出现的——正如城市本身超越它自己的界限——越来越多同类型的建筑散布在城市走廊，像寄生虫一样占据着居住区边缘的高速公路设施。这种分散的办公室改变了郊区围绕一个中心发展的传统模式。有大约10000个建在1953至1973年间美国边远区域的购物中心为证，这些去中心化的特点呈现出一个共性，并形成一种学说。[31]因此，路德维希·尔贝斯爱蒙(Ludwig Hilberseimer)在《新城市(The New City)》中宣称一种城市形态已经形成，加上其他混合形态，它们是：可复制于任何地方的自给自足的结构（图5.19）。今天，这些居住、工作和设施的融合以及不受干扰的纯粹的城市景观符合市场驱动的逻辑。这一逻辑改变了郊区现状，包括景观、长期的人力资源的缺乏以及中心对其的向心力，也许它还改变了功能分区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交通拥堵和郊区贬值。结果，为了集合功能和提供空间的多样性，高密度的混合功能建筑展示出了集中生产的新方式。这些方式与一个连续的历史进程无关，更与以功能区为基础的中心概念无关。中心变成一个多重的、具有散播性的概念，而其位置是由市政设施可达性带来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

多功能综合体提供了一个与现代主义彻底相反的城市模型。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功能性结构与现代分区的原则相违背（以正统的现代主义观点，功能分散在整个都市的各个区域，而混合功能建筑则包含了所有的功能），更是因为，作为高密度城市发展的产物，它们自身获得了一种城市般的高度自治。这些建筑物可以远离商业和城市中心，鼓励多中心并存，这种模式能够改变等级制度底下的现代城市形态。它们诠释了当代办公室概念如何回应高密度，同时，这也是技术和功能的改革影响现代高层办公楼的结果。

从泰勒主义办公室的类型和功能之间严格的关系开始，计划型劳动的演变打破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打破了功能和城市形式的联系。如今办公工作可在任何水平的建造密度上进行，从独户住宅到混合功能摩天大楼。同样，也可以在城市的任何位置，从城市中心到郊外，甚至城市的边界之外。办公室景观的灵活性如今结合了整个城市秩序的灵活性，这也是办公工作自治度提高的结果。一个世纪以前，商业中心才开始成型，先是在美国城市后来在欧洲。而这种类型和城市的灵活性，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状态，还超越了现代主义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