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所空间规划的演变

计划型劳动：泰勒主义式办公室

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业发展，商业活动指数般地增多，结果出现了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计划型劳动(planned labor)，它是发展类型学和城市的先决条件。[1]此时活跃的生产部门需要加强它们各个位置的联系；加上海陆、内陆水道交通网络以及新的通讯方式的发展，计划型劳动的出现顺理成章。由于贝尔电话、摩斯电报[2]等发明在市场推广以及邮政范围扩大，生产和服务可以被拆分在不同区域。工厂开始远离城市中心，大量白领往返于两地，办公室一下子成为功能专门化的空间类型。

波士顿，以及后来的纽约和芝加哥引领了美国的商业。然而，芝加哥不仅仅是一个在商业谈判和贸易上的重要城市，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美国北部河运、铁路的重要交通中心，来自西部和中西部的商品在这里汇聚。它也因此成为畜牧业和农业的贸易中心，同时也是木、煤等钢铁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材料的储备和加工地。拥有着谷物升降机、屠宰场、仓库和工厂的芝加哥号称产品输出的奇观之地，吸引着东海岸一带的投资。

在1871年那场著名的大火后，芝加哥重建，开始出现白领工作的中心。在生产与服务分离的新形势下，这些地方提供了新的商业机遇。卢普区(The Loop)（芝加哥的一个区域，因有环绕城市商业办公建筑的高架公共交通系统而得名）是这种生产与服务分离模式的物质见证。在这里，每平方英尺的土地价格比城市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高，这种情形更促进了垂直空间的规划。保险公司、大型仓库和批发中心、旅店和出租屋在远离中心的制造业区附近拔地而起。在垂直设施配置下，虽然办公楼占据城市最有优势的位置，还作为一种工业产品而复制到其他城市，但此时办公楼还不是城市的主导力量。

网状金属框架结构使建筑空间有了突破：开敞和多功能通用的空间，具有渗透性的建筑表皮，宏伟的高度，方便使用和维护。这些突破最初被应用于仓库，后来发展到第一批商业办公建筑上。对于后者而言，立面的大面积开窗，回应了办公人员对环境的诉求。在1890年以前，这类建筑安装的是煤气灯，照明效率相当低下。于是自然采光便成为决定空间形式的关键因素，建筑形式受限于进深。这和建造仓库的方式不一样，它的进深通常由场地的尺寸所决定。

当办公建筑起初被建造时，就规范了进深和形式的关系。马凯特大厦(The Marquette Building)(Holabird & Roche, 1894)创立了一个有效的深度，26英尺，很快就被认定为最佳尺寸（图5.1）。[3] L或U型和其他交错的平面形式开始出现，若运用这个建造尺寸，同时以走廊为轴线进行镜像，就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场地。这种开发模式随后启发了柯布西耶设计第一座摩天大楼的几何形态。建筑空间被划分成不同规模的模块，包括私人办公室和可被使用者空置或分隔的大空间。在立面的大玻璃背后，工作主要在个人办公室里面进行；以组织形式进行生产活动的模式仍然受限于行会体系，因为劳动分工的概念才刚刚兴起。

5.1   马凯特大厦，Holabird & Roche，芝加哥，1894

服务于各种企业的出租办公室垂直堆叠而起，其结构上自由但仍然以传统方式分隔空间。新结构技术所带来的多功能的空间仍未被意识到：它仅仅被理解为在施工过程中可以调整去适应还未确定的需求。因此，灵活的办公空间其实是一个违背商业发展逻辑的产物，但不管怎么说，这只是理论上的。[4]

在办公室里工作所使用的基础设备和高层建筑的使用方式没有什么实际联系。1870年开始在市面上流通的雷明顿打字机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在世纪末被广泛应用在办公室。个人工作区域固定在一个位置，被木制档案柜和带抽屉的桌子环绕，相对独立和自治。职员将文件归档、整理，独立完成一件事情。唯一可以移动的家具，是可调节的椅子。约在1850年被发明于家用，后来被重新设计用于办公室，使它的高度和靠背可以适用于在台面书写或使用打字机。[5]无论如何，从本质上来说，当时的办公室是一个固定了时间和空间的活动场所，组织形式仍然是行会体制，依赖自然光，安置在功能单一的办公楼，而这符合了一种将白领的生活范围集中在一个区域的规划理念。

在两个世纪的交界点，制造业中心区开始出现劳动分工。流水线生产，这一标志着工业革命高潮的模式，被应用于办公室，以处理因商业领域的扩张而增多的更为复杂的官僚任务。[6]因为空间变得开敞了，分隔的办公室变少，容纳人数上升。职员依据产品的生产工序被安排在生产线上，他们不再需要为劳动的最终成品负责。与此同时，白炽灯的发明和商业推广正逐渐削弱自然光的重要性，[7]这使得空间的规划不再需要依赖窗户而可以根据劳动者在生产线上的位置在天花板布置灯光——天花板使得工作空间与建筑的联系更加紧密。

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为一所邮购公司，拉金公司(Larkin Company)，设计的行政办公室是流水线生产模式在世纪初头十年应用到非制造业领域的一个例子（图5.2）。这个建筑方案——四个开放的平面围绕一个中央采光的中庭——让赖特有机会发展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型，其毗邻荒凉的工业区的基地奠定了建筑内向的性格。利用这个布局设计，赖特通过机械化环境控制和合理化室内配置，解决了计划型劳动的问题。在定义建筑结构的同时，他整合了一个密不可分的设计统一体。工作位置的排列和统一的气候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物理环境，它整合了两种技术——工业和环境设计——这两者此前一直未被承认是空间设计的考虑因素（图5.3）。[8]

5.2   位于第四层的职员区。拉金大楼，由赖特设计。纽约，1904

5.3   拉金大楼里的打字专用的金属制椅，由赖特设计。

这种新空间设施配置的目的，无论是从几何秩序上还是环境上，都是为了系统化工作量来实现最大的效率和输出，这一目标在一个无差别的环境下会得到促进，还受到二十世纪早期劳动力理论学家和商业管理者的欢迎。工作空间开始需要在形式上综合考虑和精细分析工人的专业化操作。环境质量对生产力影响也很大，反映在办公室形式概念上。创造一个人工控制的环境——白炽灯，加热，空调和再循环空气——可以解除工人身体对外界环境的依赖。它也决定了工作环境的封闭的性格以及预示了未来将会持续发展的平面组合模式。

在这些年间，工程师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公布了他酝酿了几十年的劳动力科学管理理论。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在1910年向美国机械工程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申请许可，在1911年正式出版，随后即被迅速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各个工业劳动中心（包括苏联。在苏联，这套理论是在一个列宁主义框架下翻译而来的，它拒绝资本主义运用流水线生产这种剥削工人的模式。）“科学管理”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涵盖四个基本步骤：分析对执行有必要的传统劳作和分工；把每项事务分解成最微小的活动单元；对每个微小活动单元进行具体研究，运用精确的计时方法管控其中的运动和工具；根据平均执行时间，以各任务之间环环相扣的形式重新设计整个循环以适应运动和工具。[9]

根据泰勒的方法，不是工人而是管理者来认识和分析整个过程，就像很早以前一样。“分析”从“执行”中分离开来。第一批在行政机构出版的指南展示了这种分工如何转化成办公室的空间设计。[10]基本单元，即是工作区域，被安排在开敞式平面布置格局的最佳位置。生产流水线重新以聚集这些基本单元的形式出现。职员通过用仪器和工具连接整个任务里各个分离的基本单元，创造出一个复杂的产品。同时，管理从工作间分离出来，有了独立办公室。

在泰勒主义盛行之时，碰上了社会阶层在职场的一次转变。以前，办公室职员被认为比体力劳动者占据更高的地位。然而现在，除了拥有专业的知识之外，办公室职员不再掌管整个项目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任务被缩减到一项重复的、微小的工作。1910年在工作场所出现的出勤记录钟更是体现了泰勒化的进程。工人们对此厌恶，还有很多电影制作人以诙谐的风格来讽刺。[11]很快，泰勒主义跨越了这个行业领域，成为商业人士甚至理论学家、知识分子的必读圣经。作为一个组织和管理的办法，泰勒主义迅速坐稳了龙头位置。而对现代建筑师而言，尤其是柯布西耶，社会的泰勒化和他们奉行的科学理性化的新理念一拍即合。泰勒主义运用到建筑上，它使得功能主义作为一种与工业化结合的理论实践而获得合法性。在美国，这种理想化的图景以最实际的方式实现了：泰勒的方法迅速转变成一种商业需求，而这也直接影响了建筑师的专业实践。

从类型学的观点看，计划型劳动的概念确定了两种结构：工厂和办公室。当时两者一直使用的是相似的建造方法。亨利·福特(Henry Ford)让流水线工业生产自动化，还提供了一个模型，即把工厂当作是装配过程的容器。这种工厂空间水平无限延伸，只有一层容纳最大的开敞空间，效仿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所创建的类型。[12]与此对比，垂直层叠的建筑是为办公室量身定做的类型，它通过聚集工作人员和使用升降梯从而减少了转移空间的时间。在20世纪20年代，工厂采用棚房的形式，而摩天大楼毋庸置疑成为一种适合办公工作的建筑类型。随着办公楼越建越高，20世纪20年代这些摩天大楼的主要代表形成了一种设计范式：伍尔沃斯大厦(the Woolworth Building)，克莱斯勒大厦(the Chrysler Building)和帝国大厦(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卡罗·威利斯(Carol Willis)在她《形式服从金融(Form Follows Finance)》一书中，详细解释了纽约和芝加哥两地不同的法律如何影响摩天大楼的类型发展。[13]显然，从1889年开始，纽约没有限制建筑高度，反而有了更纯粹更抽象的发展空间，奠定了摩天大楼带有核心筒结构的外形和发展趋势。在芝加哥，摩天大楼的形体受城市街区划分所限定的区域影响。这些建筑的形式呈现出受场地尺寸和形状以及建筑高度规范的限制。这些因素导致两座城市的摩天大楼截然不同。

1916年，为了保证街道能够获得充分日照，纽约设定了新的区域界面要求，开始要求建筑的退线，现在的人们对它已经耳熟能详了。这些规定重塑了形式，使核心筒不仅成为必要，甚至比以往更重要。建筑四周的高度受到限制，使得中心25%的空间要尽量往高处盖，这刺激了发展商寻找更多更大的空地，从其中可开发的空间获利。为了建造一个相当有价值的50层建筑（帝国大厦是197x425英尺），至少需要100x200英尺的场地。1916年的规定因而助长了摩天大楼的尺度和高度，为理想的泰勒主义办公形式开辟了道路。

泰勒主义办公建筑本质上是一个高密度的大型建筑，高达900英尺，以环带空间环绕中间核心的形式垂直地组织起来，进深与马凯特大厦相似。网状结构支撑，没有内部空间细分，配备机械通风设备和进风系统以及白炽灯照明。任务被分配在连续的、死板排列的、固定的工作位置上，这些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依赖自然光，尽管办公室已经由白炽灯照明（图5.4）。管理和办公的职员分离，设置在不同楼层或是单独围起来。随着任务加重，办公室占满整个楼层，而假如办公非常重要的话，还能独占整个建筑。办公设备则继续完善：在第一代电话、电报和打字机之后，出现了算术计算机（鲍德温(Baldwin)算术计算机，1872；巴勒斯算术计算机(Burroughs Adding and Listing Machine)，1890）和可以跨洲、跨大西洋的转盘台式电话。家具——包括可折叠桌，专用办公椅和垂直式档案柜——陆续以金属或木为原料生产，Ronéo成为国际上传播最广泛的名牌。

5.4   20世纪30年代典型办公室的标准层平面和座位的排列。洛克斐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由雷蒙·胡德(Raymond Hood)设计。纽约，1931-1932

欧洲建筑师把这种办公室类型看作是一种体现社会和生产力变化的原型，而他们的建筑注定要回应这种变化。在大约1920年，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密斯(Mies van der Rohe)的作品显露出这种影响，具体呈现在现代主义设计理念上。密斯在他的《办公大楼(Bürohaus)》里描述道：

办公建筑是工作的建筑，是组织的建筑，是透明的建筑，是经济的建筑。明亮宽敞的工作间，整洁，完整，只根据企业有机的组织系统连接起来……最有效的工作位置布局决定房间的进深；16米……在两米高的架子上是一条连续的与天花相接的窗户带。[14]

值得留意的是，密斯规定的这两个尺寸考虑到美国人的经验里非常具体的方面。16米的深度计算出每个边长8米——非常接近芝加哥最适宜的办公室尺寸，26英尺。两米高的架子与赖特在拉金大厦中设计的7英尺高的档案柜吻合。相似的证据还可以在同时期柯布西耶的建筑中找到，如前所述。从形式、环境和功能的角度看，欧洲建筑师所提出的，早已在美国的城市中系统地规划过。他们只是将已有的模式简化，除去其装饰成分，将其转变为一个机械时代的原型，接着在美国摩天大楼的形式上增添象征性的内容，而这种做法，成为世纪初的一种理想类型。

直到二战前，泰勒模式的办公室一直立于不败之地，它结合了蕴藏在拉金大厦的思想，这里面同时融合了艺术装饰摩天大楼和现代运动的理想类型。尼古拉斯(Nikolaus Pevsner)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办公建筑真正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独立统一体的状态——包括一个运营部分以及一个能支配具有生产力的整体的控制中心，它的优势可以使它克服地形和尺寸的限制。[15]费城储蓄基金会大厦(The Philadelphia Saving Fund Society Building)(Howe & Lescaze,1929-1932)，以及洛克斐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特别是RCA大楼(RCA Building)——是其中的典型（图5.5）。Howe & Lescaze设计的大厦是第一座没有提前划分出租楼层空间的摩天大楼；它完全由空调调节温度；它应用了工业化建造技术；它反映了美国的经验与当时欧洲的趋势的结合。洛克斐勒中心代表了城市规划的新模式，受到柯布西耶和西格弗莱德(Sigfried Giedion)的极力推崇。柯布西耶在1935年游历美国时，特地去了在红河(River Rouge)的福特工厂，亲自体会了工厂里整个工业生产系统，同时研究了Howe & Lescaze设计的大厦。他还对洛克斐勒中心赞口不绝。他在阿尔及尔Cap de la Marine所设计的晶状体型平面的摩天大楼(1938)反映了他此趟旅程受到的影响；美国泰勒主义式办公室作为一种普遍模式被重新演绎。根据正统的现代主义的原则，框架结构，室内气候控制以及工作位置的统一排列构成了布置办公室的标准（图5.6）。在当时，这种标准被认为是最纯粹的开放式平面布置，但仍然未能发挥最大的灵活性。它的特点完全是几何化的，桌子或工作区域固定在一个位置，就像在流水线生产上的工人被固定在某个位置一样。在这种开放式平面布置的构想下，功能性空间仍然依赖外界环境，建筑的进深不能超过自然光的范围。

这种死板的物理空间布置和方法遭到美国工会的一致抨击，他们同时对泰勒主义怀有敌意，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有很大影响力。即使是那些很看好这个模式的人也发现了其中的漏洞，当生产的其中一环有故障或落后时就会失衡。同样，这种模式下的物理空间也暴露出这种死板带来的消极影响。[16]建筑师和工程师仍继续找寻办公室设计的新方向，而灵活性的问题则随着关于劳动力的新理论以及人工环境标准化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可能性在二战后开始得到系统的探索。

5.5   标准层平面。费城储蓄基金会大厦，由Howe & Lescaze设计。费城，1929-1932

5.6   标准层平面和室内透视。位于Cap de la Marine的摩天楼，由柯布西耶设计。阿尔及尔，1938